在西班牙博尔哈镇的一座天主教堂里，保存着一组19世纪的壁画，当地人一度视这组壁画为西班牙的国宝。经过两个世纪的洗礼，壁画上的油墨开始脱落，其中一幅“戴荆冠耶稣”损毁尤其惨烈，但教堂却苦于没有经费修补。直到2012年，教堂才终于获得捐款，请了修复专家。

结果专家到现场一看，大吃一惊，精美的壁画已经面目全非。原来住在附近的一位老奶奶看到壁画破败不堪，自己买来颜料，偷偷地开始修补画像，将原本英俊的耶稣“修复”成了一只猴子。

有人呼吁要老奶奶承担损毁文物的法律责任，但壁画作者的孙女却表示，老奶奶并非蓄意破坏，相反，她是看到壁画损毁多年无人看护，才萌生了修复的想法。尽管这幅可怜的壁画被毁掉，但这个奇葩故事却足以让它被记住很多年吧。

今年，艺术家Banksy的作品在拍卖会上以104.2万英镑成交后，在众目睽睽下突然自行启动了隐藏在画框里的碎纸机。

尽管事后Banksy声称不愿意艺术被明码实价地拍卖，但我总觉得，到了这一步，这幅作品才算真正完成——在碎纸机的“帮助”下，画中的小女孩不仅失手放飞了气球，连自身的完整性都被毁灭了，可以说“希望”被完全销毁。

作品承载有形的价值，而一旦用行为赋予其更强的生命力，则衍生出了无形价值。有时候，这无形价值比有形的物品更加珍贵。

今天我们就假装下文化人，聊一聊文物背后的事儿。

众所周知，台北故宫有镇馆三宝，毛公鼎、肉形石和翠玉白菜，被称为去台北故宫必看的三件展品。这当中的肉形石和翠玉白菜，更是无人不知，然而，这二宝的珍贵程度究竟如何呢？用马未都的话来说：“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毛公鼎可算一件，但往下再数两百件，也未必轮得到翠玉白菜和肉形石。这二者之所以名声大噪，基本上靠的就是‘少见多怪’四个字。”

我去逛台北故宫，想看一眼这两件，要排很久的队，但字画展厅里的游客却并不多。要知道那里有三希之一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还有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后部长卷，怀素的《自叙帖》等，才是台北故宫真正的镇馆之宝。

之所以会发生这个现象，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所体会的趣味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

“国宝”这说法由来已久，但其实即便是文化人也不知道如何去界定，哪件算是国宝？得多久远的年份？得多高的工艺水准？又或者，承载着一段多重要的历史？

就我个人而言，文物是否拍出天价，着实与我这平头百姓无半点关系，令我心生向往的是文物背后的故事。

某些物件之所以能被大众视为国宝，是因为它的传奇色彩。

就像我们都知道的，秦始皇用和氏璧做了传国玉玺，令丞相李斯以大篆书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打算传他个千秋万代。

秦亡后，传国玺在战火中丢失，汉高祖刘邦为了宣示自己是天命正统，偷摸造了一个赝品，找人献给自己。这枚玉玺才是真正的命途多舛，它历经两汉，王莽篡权时还摔了一个角，来到了东汉末年，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少帝仓皇出逃，来不及带走玉玺，被孙坚部下在洛阳城南枯井中打捞出来。孙坚死后，玉玺又被孙策献给袁术，袁术借此称帝。

从此，这枚假冒的传国玉玺成了象征“天命所归”的统治者至宝，不断被各方势力争夺，辗转于各朝帝王之手，在相关史料的记载中，一直传到后唐废帝李从珂这里，这枚玉玺才在战火中下落不明。

光是看着区区百十字的历史，就令人不由心驰神往。一枚小小的玉玺，流传了数百年，历经战火无数，邂逅了几家君王，试问哪件宝贝能得到如此殊荣？

还有的国宝，取的则是现实意义。

比如著名的清乾隆年间的“瓷母”，学名叫“各种釉彩大瓶”，光听名字就感觉忒不靠谱。这玩意儿从外观上看，真的跟我们印象中那些或唯美，或古朴的“国宝”气质完全不搭。它器身上下五彩斑斓，每一面的釉彩风格迥异，拼拼凑凑，倒像是农家乐里的东西。但是，这件国宝却标志着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顶峰，享有“中华瓷王”的美称。

乾隆是个好大喜功的皇帝，他对瓷器情有独钟，于是就想着做一个全面展示清朝烧瓷技术的集大成作品，于是就有了这件“各种釉彩大瓶”。

别以为这只是简简单单的技术堆砌，想要高温釉和低温釉归于一身，必须有严格的顺序讲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烧制每一面釉彩的成品率都不高，能将这么多工艺集合到一炉中不坏，成品率叠加起来简直低得惊人，的确可谓巧夺天工，让后人看到了清代无敌的御瓷技术。

文章来源：《艺术品鉴》 网址: http://www.yspjzz.cn/qikandaodu/2021/0508/7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