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这幅字是王镛草书唐代韦应物的诗。作品看似荒率随意，漫不经心，但仔细观之却发现，它完全没有草书豪荡的激情、放纵的姿态、迅疾的笔势，而是充满理性，循规蹈矩，行笔迟缓。他用短锋秃笔写出笨拙的字形和粗糙、僵硬的线条，刻意营造出一种朴拙荒率的趣味，彻底颠覆了传统经典草书潇洒流畅的美好形象。

在数千年书法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急切地渴望“创新”和“超越”前人。王镛反复研究书法发展演变的历史以后发现，改变字形结构甚至传统笔法，是创新和超越的重要法门。魏晋以来，书法家结字造型都是遵循平衡、均匀、整齐、文雅的审美法则，而且运用精熟。要想“创新”则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而写得不规整、不匀称、不平衡、不文雅的“民间书法”，恰恰是传统经典书法的反叛。

王镛如获至宝，他从秦汉瓦当、简帛遗墨、摩崖刻石、刑徒砖铭、穷乡墓志、敦煌写经等民间书法中，发现了这些没有经过系统书写训练、尚未掌握书写的笔法技艺、甚至连字都不能写得周正的古代字迹，其中蕴含着天真自然的意趣，找到了批判千年文人书风的武器。

用笨拙对抗周正。无论古今，凡是初学写字的人写出来的字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字形大小不一、笔画长短不齐，甚至歪歪倒倒，一点也不周正。这幅字也有这样的特点，不仅字写得大小不一，而且最小的“山”字与最大的“属”“咏”二字，大小相差六倍以上;“怀”“夜”“步”“咏”“人”字，都是左短右长、左小右大;而“散”“属”“眠”则是将左边夸张放大;这些都增强了字形的不平衡感。还有“夜”“天”最后一笔僵硬、曲折，“咏”字的最后一笔转折也是生硬、笨拙。王镛就是要用看着像是初学者的笨拙之态，来创造一种类似儿童或“素人”书写的天真拙趣。

用率意对抗精致。传统文人书法讲究笔法，强调中锋用笔，力求书写时点画线条首尾精到，最忌信笔。而这幅作品却用笔、结字十分率意，起笔收笔不再讲究“藏头护尾”，而且线条简单、僵直，极少起伏、变化，没有弹性;再加上枯笔飞白的大量运用，更显得线条粗野。王镛还受到绘画用笔的影响，书写时不避侧锋，笔尖、笔腹、笔根全都可用，就像一个完全不懂得用笔的初学者。他舍弃了文人书法精致的点画和文雅的韵味，得到了线条的质感和风骨，充分发挥了毛笔丰富的表现力。

用错杂对抗整齐。传统文人书法在章法处理上，字与字之间一般都是采取中轴线纵直排列的模式，显得整齐、统一、均匀。而这幅字由于随意书写，字的大小、正侧不一，尤其是个别特大的字占用了空间，使得其它字只能让位，随势穿插排列。例如，前面两行的字大，挤占了第三行空间;首行“属”字的长撇穿插到了左边一行;第二行“天”、第三行“人”“眠”等字最后一画，又穿插到右边一字的下面。通篇，字形错杂、不均匀，就像乱石铺街，看起来不齐整，但仍然是浑然一体，实现了“杂多的统一”。

如果说美是完美的表现，那么丑就是失败的表现。王镛汲取民间书风，打破了魏晋以来文人书法的传统平衡、均匀、整齐、文雅的审美法则，创造出朴拙荒率的新风格，难能可贵。但是其书法只有线条而无点画，笔法简单粗糙，没有细节的丰富变化，未能像何绍基、沈增植那样拙中藏巧。况且，民间“素人之书”与俗书原本只有一步之遥，这样信笔书写，字形散漫，极易成为俗书。虽然不能说这是失败的表现，把王镛的书法定义为丑书，但是它的确还不够完美。因为我们并没有在作品中看到类似古代民间书迹透露出来的儿童般的天真，反而像是一位蹒跚老人的迟钝。可能正是这个原因，身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书法艺术研究室主任的王镛，其书法居然被世人列为“中国十大丑书之首”，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